我正发育的身体被大饥荒唤醒，惶惶不可终日。人们都在谈吃，谈的是存活之道。连毛主席也发表指示：“按人定量，忙时多吃，闲时少吃，忙时吃干，闲时吃稀，不忙不闲，半干半稀，杂以番薯、青菜、萝卜、瓜豆、芋头之类。”学校减少课时，停掉体育课，老师劝大家节省体能，少动多躺，晚饭后就上床睡觉。亲友做客自备粮票，饭后结算。相关的发明应运而生：用各种容器养小球藻；把淘米水积存下来，每月可多得两三斤沉淀物——与其说是米粉，不如说是沙尘杂质之类。楼下沐家实行黄豆均分制，按颗计算。小京和他哥各分一千五百颗，哥儿俩用弹球赌黄豆，我们围观，这生存之战实在惊心动魄……

　　官园有个露天农贸市场，其实就是黑市。那里物价贵得吓人：一棵白菜五块，一条鱼二十，一只母鸡三十多，却成了周末全家出游的去处。父亲偶尔买只减价的瘟鸡，回家磨刀霍霍，被追杀的瘟鸡满屋狂飞，一地鸡毛。瘟鸡终于进了锅，炖汤红烧，最后连鸡肋都被啃得玲珑剔透。

　　某个冬日下午，父亲带我和弟弟来到官园农贸市场，沿一排排摊位转悠。只见几只小灰鸽蜷在一起取暖，嘴唇翕动，眼睛闪亮，让人爱不释手。我俩向父亲苦苦哀求。他踌躇着，跟握烟袋的小贩对着抽烟，讨价还价，最后花二十块买下一公一母。

　　到了家，两只鸽子从书包里放出来，东望望西看看。我们跟着连蹦带跳，比鸽子还欢。

　　父亲找来一个旧木箱和几块破木板，吱吱嘎嘎拉锯，叮叮当当敲打，终于把旧木箱改成现代化的鸽舍：斜屋顶，木板从中隔成两层，有木梯勾连，铁丝网罩住木箱裸面，右下角开一小门，带挂钩。鸽子在楼下玩耍就餐如厕，楼上安寝。鸽舍就安置在阳台上。

　　鸽子胃口好像极大的，在物资稀缺的年代，好像永远也吃不够，无论什么，都一律转化成绿豆般的粪便。我和弟弟只好背着口袋出门，先在大院里，继而向外延伸，从后海沿岸到紫竹院公园。在田野实践中，我们意外发现除了杂草，多数野菜人类均可食用，有的甚至是美味。看来人和鸽子差不多，处在同一生存的起跑线上。

　　一天下午，我和楼下的庞邦殿——比我小一两岁的男孩儿，为了改变我家鸽子和他家母鸡的生存状况，决定大干一场。我们用铁丝做成钩耙，从1号楼的垃圾箱动手，一直搜到8号楼的垃圾箱。太阳紧追着我们的屁股，越过头顶，再翻到大楼后面。从八个垃圾箱中，我们总共捡到一百四十六个玉米头，战果辉煌。所谓玉米头，是人吃了大粒剩下的，我们打算用来喂鸽子。

　　在8号楼门口的昏暗灯光下，我们平分着这些不丰满的玉米，每人共得三百三十三个，装满两个小布袋，无比兴奋，面如母鸡般通红，步如兔子般敏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