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是2001年4月20日23时40分,一阵刺耳的电话震铃声把我从梦中惊醒,“秘书长,我们的车被拦截了,他们问我有没有动物检疫证明。”司放长对着手机战战兢兢地问我。
　　猝不及防的提问,拂去了我集鸽疲劳后的浓浓睡意。3月11日,匆忙接手市信鸽协会这一摊子事儿,紧接着编计划出规程忙训放，今儿个冒出什么信鸽检疫。我披上外套,很快从司放长那里了解到,我们的赛鸽270公里训放运输车,北行约80公里处,即杭州市域范围内某县某镇,被动物检查站拦住。两名执法人员斩钉截铁地称:拿不出检疫证明扣车。我拨通了司放长的手机,我说:“你把手机交给他们,我跟他们交涉。”“喂,你好，检查官,这事儿我真的不清楚,上哪儿办也不知道,深更半夜的,你们行行好吧。明天,我一定把证明补上。”对方说:“不行,国家规定动物在外运之前,鸽子要检查,笼子车子要消毒。不然,车子往回走,出了我们的地界,不关我们的事儿。”半途折返,岂不是失信于各县会员,苦了几百羽鸽子,损了鸽会本来就不多的资金。我感觉到,一时半刻让他们放行，似乎没那么简单。
　　床头的电话又响了,是一个区号0571的固定电话号码,司放长急促地告诉我:“放鸽车已驶入他们办公院内,20笼鸽子全部卸下,他们其中一个回家了。”好像话还没说完,那边就搁了。这下糟了,我立即打过去,“喂,哦,检查官求您了,罚点款把这事解决掉,行吗?”对方很干脆地回答:“3元1羽,按头数付钱。”我惊诧,不知如何是好。汽车出发前,出纳付给驾驶员800元运输费、两位司放员各60元补贴费,581羽1743元到哪儿去筹。我拎起话筒再次打电话过去,请求让我考虑一下。我想，先稳住他,然后看着办。
　　我走出卧室,望着满天闪闪发亮的星星,旭日东升之时正是放飞鸽们的好天。客厅的窗外,清明后的夜晚,徐徐而来凉风,吹得我直打哆嗦。夜半子时,我连个熟人也想不起来,即便有,怎么个开口呢?难哎！给兼鸽会主席的体委分管群体领导打电话,准挨剋；硬着头皮打电话给杭州会长家里,他说此时不便找人,而且要找到当地动物检查站的上级农业部门更不可能；打电话给副主席,他答曰我没办法,明天再想办法解决。其实,早已过了零点--今天该咋办!?去交罚款,来回打的好几百,鸽会又是空手起家,那来那么多钱?不去交,3个人和500多羽爱鸽身处异地挨饿受冷,还有是否安全?我仿佛步入茫茫荒野,摸不着边儿,找谁商量呢?
　　天上的星星闪烁着,凉丝丝的晚风一阵阵吹着,工商银行办公楼顶的大钟时针已指向1点,中心街道上风驰电掣般地驶过警车,我徒然想起“有困难,找民警”这句响遍祖国各地的箴言。我一个箭步冲进卧室,不加思索地拨通“110”,接话员告诉我他姓王,我把我市信鸽协会运鸽车,在80公里外遭遇拦截的全过程竹筒倒豆子似地全说了,“王民警,拜托你与杭州110联络。”我差点儿落了检查站的电话号码。数分钟后,这位热心肠的王民警回拨我家的电话,转告杭州警方已与检查站联系。
　　床头的电话再次响起,是司放长的手机号码,他气喘吁吁地说:“鸽子都抬上车了,2毛1羽的检疫费我垫付了,打有收款收据,我要上车了。”我急急忙忙追加一句“祝你们一路平安!”小货车的发动机声音,随着手机关机而消失。21日1时40分,他们又上路了。我忐忑不安的心渐渐地恢复了正常的跳动。我坐在床上,依着床靠背,默默地念叨着“谢谢110,谢谢民警叔叔，如果没有你们的真诚帮助,我不知怎样收拾这结局。”
　　6时20分,581羽信鸽在江苏宜兴南郊上空盘旋了一圈,迅速朝南方飞来。中午时分,我站在屋顶,窗台上的电话铃声响个不停,“今天的鸽子飞得嘎快呵,接二连三地往棚里钻。”鸽友们的高兴劲儿就甭提了。
　　3年多了，秘书长也早已不当了，而这件夜深人静时冒出来的事儿，如今仍不时撩拨我的记忆。写着写着,我不禁想起苏联著名教育家、作家马卡连柯的教导:“任何一种不为集体利益打算的行为,都是自杀的行为,它对社会有害,也就是对自己有害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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